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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銅章的文化溯源
  • 2018-10-12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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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源:中國金幣收藏網           作者:

      “大銅章”是中國人對其的稱謂。這個在我國口口相傳中約定俗成的一種藝術品名稱,至今在辭書或詞典中還沒有注釋的條目。

        其實,類似大銅章這種雙面浮雕圖案、硬幣狀的金屬物品,在西方英語叫“medal”(麥特爾),是由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雕刻家皮薩內洛(Pisanello 約1395-1455)于1438年首創而問世的,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在《英漢大詞典》中,“medal”的中文解釋為獎牌、獎章、勛章和紀念章,如鑄有宗教圖案、并由教徒佩帶的也稱圣牌。其實這種解釋都是從它表現出來的功能上給予定位的。透過以上注釋,我們不難看出西方人制作“麥特爾”的本意,除了作為一種藝術品外,從文化的層面考察,更是一種“紀念物”。

        據有關資料介紹,“麥特爾”它所傳承的是古羅馬硬幣文化,除制作以壓印工藝技術外,這種文化更鮮明的特點,是通過金屬貨幣這個載體,以形象思維、具象形式來表達一個實際存在的人,一個受人敬重的英雄。它通過完美準確的藝術塑造,以示英雄死后不朽,喚起人們對其的懷念。因此,“麥特爾”以古羅馬人這種現實主義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紀念物”屬性,是有別于作為我國古代錢幣衍生物的“花錢”(也稱厭勝錢)文化的。大銅章的文化溯源

     

     

     

    (名稱:美國錢幣協會成立125周年紀念大銅章,著名雕塑家、設計雕刻師:馬塞爾Jovine,他的設計記憶中為百年存在也許是最顯著的古錢幣和獎牌,他復制的最有名的硬幣和紀念銅牌。)

        在我國“花錢”一般則是作為一種“信物”,它傳承的是中國古錢幣文化,其制作以傳統的澆鑄工藝技術;其藝術主要以“錢文” 形式表現,即以文字書法的工拙優劣為評價標準,以書和體的變化或變形博得喜愛;既便用“錢圖”的形式表現,也是采用抽象思維,寫意手法,往往表現為一種“圖騰”,傳遞的是“祈福”、“避邪”、或“奉承吉語”的意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在研究時還發現,在西方“麥特爾”上都有設計雕刻者的名款及制造年款,而在我國的“花錢”上是沒有這一內容的。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藝術方式或格式內容上的不同,其實質還是東西方文化差異所致。據說這與我國幾千年來所崇尚文人文化有關。在我國古代,除了在書畫上我們能見到落款外,其它的雕塑、石刻甚至于建筑等都是不具名的。原因是古代國人把雕塑、石刻者都視為“匠”,是勞力者,沒有社會地位,哪能出人頭地呢?文化沒有優劣,但不同“源”的文化是有差異的。就象中國的水墨畫與西方的油畫、中醫與西醫,文化不同,形式或內容就不同。“麥特爾”與“花錢”也一樣。

        我們說大銅章就是西方人稱謂的“麥特爾”,除了因為大銅章具有“麥特爾”的功能外,更多的是從文化的層面上作思考。我們不仿從世人、特別是圈內人士認定皮薩內洛為“麥特爾”的創始人作考量,同時將國人始稱其為“大銅章”的那第一枚章與它作比較,看看兩者在文化上有何相似之處,想必我們就能揣摹出大銅章文化的基本內涵。

        平心而論,在1438年文藝復興時期,皮薩內洛應邀為拜占廷皇帝約翰八世刻制第一枚“麥特爾”之前,這種硬幣狀的金屬牌已經存世(1435年意大利建筑師、雕塑家阿爾貝蒂就曾為自己設計制作了一枚自畫像章)。那么,最終為何將“麥特爾創始人”這一殊榮譽給皮薩內洛呢?就連五百年后的1937年,在法國成立的“國際‘麥特爾’聯合會”(FIDEM)組織也予以認同。就是我國出版的《英漢大詞典》中,對其也有評功論說。筆者以為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在外觀上。首創的這枚“麥特爾”,它傳承著西方流通硬幣的形態。但皮薩內洛不固守這種形式,而是根據對象特質創意出了“掌上”浮雕藝術這種新形式;應用雙面浮雕圖案紋飾,使物體平面空間得到充分利用;為達到物體形態的外在美感,在規格、器形和手感等諸多方面都有設計思考,使這種形態的浮雕藝術作品,方便攜帶、方便觀賞、方便饋贈、方便收藏,甚至也方便輕撫“把玩”。另外,他使用一般銅質材料,顯示“平民”路線,大眾的藝術品。這種既有傳承,又有創新的藝術形式,使其完全能自立于浮雕藝術之林。值得一提的是皮薩內洛這一切的創作靈感又都源于古羅馬的肖像硬幣,體現了“文藝復興”是主張復興“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和藝術”這一思想實質,自然也就博得同時代人們的贊同。

        二是在內容上。首創的這枚“麥特爾”,它突出主題內容,凸現作為“紀念物”的屬性和藝術特點。在正背兩個面上,做到主題統一,前后呼應,形成整體。如正面刻畫了作為主人翁約翰八世的側面胸像,背面就以其此次出訪佛羅倫薩使命這一主題為構圖內容;在人物外表及神態的刻畫上,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可作為文藝復興時期肖像浮雕的“范本”。總之,對內容的刻畫做到了形象生動、內涵深邃、史實真切。特別是作為“麥特爾創始人”的皮薩內洛又大膽創意,在章面上設計并刻制了主題銘文、作者署名落款。這一不凡舉措,既體現對藝術家勞動本身的認可;也體現了一種信息的傳遞和告知;更是對他人知情權的尊重。這與皮薩內洛所處文藝復興時期倡導的人文主義精神是一致的,博得人們的贊同也就自然而然的。

    大銅章的文化溯源

    (鑄造:意大利  設計師:皮薩內洛 雕刻師:?材質:青銅  直徑:103mm  發行年代:1438年 圖案正面為皇帝約翰八世(收藏:法國巴黎圖書館)。據查世界上第一枚格式大銅章!) 

        三是在制作上。首創的這枚“麥特爾”,采用西方傳統鍛打壓印工藝技術制作,就是利用外力將印模上的浮雕圖案直接壓印到金屬坯餅上(當時是用人工錘打印模)。雖說它是屬于一種先進的工藝技術,代表先進生產力。但在當時,要壓印雙面浮雕金屬紋飾,也是一項重大挑戰。更何況皮薩內洛用這種工藝和技術制造出第一枚大規格的雙面浮雕紋飾銅章(直徑10.3厘米),體現了他勇于創新的思想,這又與當時文藝復興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實質相吻合。同時也體現了皮薩內洛對藝術不懈追求的精神,試圖利用先進的工藝技術,使作品做到精致、細膩、光亮和規范,以充分表達浮雕在金屬上所應呈現的美感。這樣的作品被人們贊同也是理所當然的。大銅章的文化溯源

     (名稱:1997年第十二屆國際錢幣學大會紀念大銅章  鑄造:德國  直徑:60mm  材質:銅  設計雕刻師:維爾弗里德,圖案正面為西方最早的鑄幣,是先把燒熱的金屬塊放在鐵砧上,然后將印模放在其上,用錘子敲打印模,印模是凹狀的,可避免金屬的滾動,鑄成的錢幣是凸面的。)  

        以上這些,看來都十分平常,但從創立一種新的藝術門類,它的設計理念、藝術形式、工藝技術的確立是至關重要的。這既是有別于其它藝術形式而獨立存在的支撐點,又是屬于自己獨有的一種文化的基礎。皮薩內洛首創的“麥特爾”做到了。這或許就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帶給人類的一項藝術成果,也是皮薩內洛以他的才華,在這更大的自由創作的空間里將其“文化”的結果。

        從“麥特爾”問世后五百多年來,它一直以一種特有的紀念文化和藝術形式,在西方廣為流傳,既被視為紀念的物品,也被作為炫耀功績、象征身份而隨身佩帶的飾品,甚至于也成為一些國家對外宣傳和交往的禮品。特別是當1851年首屆世博會和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用這種形式制成了獎牌,使之頓時成了榮譽的象征。于是在西方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知曉度不斷提升。愛好者、收藏者紛至沓來,尋覓著自己喜好的類別收集藏納。西方的一些博物館、圖書館也把“麥特爾”作為一項不可多得的藏品(首創的那枚“麥特爾”現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因此只要留個心,我們在參觀西方一些博物館時,定能見到“麥特爾”的身影。

        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這兩次感動世界的盛會,也進一步確立了“麥特爾”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舉全國之力,集智慧之能,用中華民族特有的藝術表現方式——“金玉結緣”制成的北京奧運會獎牌,使世界震驚、國人自豪。上海成功舉辦世博會,既圓了中國人百年的世博夢想,也助推了國人收藏歷屆世博會獎牌的熱情。

        到此,可能有人會問:上述談及的都是“麥特爾”文化,與筆者所說的大銅章文化有何關聯呢?大銅章就是“麥特爾”的依據,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說明:

        一是從大銅章在我國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它是對“麥特爾”的復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上海造幣廠也能對外進行交流和互訪。在一次接待日本造幣代表團時,日方贈給上幣廠的一枚“麥特爾”,使上幣人眼前一亮,頓時被“異國風情”的禮品所驚嘆,事后便進行了模仿試制。試制的“大銅章”不僅在規格、材質和上色工藝上進行仿效,就連其中一個面的構圖意境也十分類同,所不同的只是將大阪造幣局全景“航拍”圖紋,改為“上海造幣廠全景俯視”圖紋。另一個面才用了中國元素,四周采用我國古代布幣和浪花圖案,中間是“中國印”——中國造幣公司,才算有了點“中國造”的味道,但仿制“麥特爾”的痕跡是顯而易見的。雖然試制后沒有投入生產,但在回訪日本時,也作為禮品回贈給了對方。于是我們說“大銅章”文化“舶來”有了事實依據。大銅章的文化溯源

    (大銅章直徑55毫米,黃銅質。正面以印章式樣的中國造幣公司文字為主圖,四周環有平首尖足布及仿古飾紋,背面圖案是上海造幣廠辦公大樓正面的俯視圖,并有文字“上海造幣廠”及英文縮定“S.M”。該枚大銅章正面圖案由路盛章先生設計雕刻,背面圖案為已故高級工藝美術師駱行沙先生之大作。由于該章僅鑄造了10余枚,大多作為出國禮品及贈送給來訪的各國代表團,國內留存數不超過3枚。)

        二是從大銅章設計理念、雕塑語言、藝術格式和制作工藝技術上來看,它與“麥特爾”一脈相承。1979年,也是上幣廠試制大銅章的同一年,第一次承接了制作千枚“香港東南紡織公司三十周年紀念”大銅章的定單。因生怕有個閃失,影響上幣廠的形象,于是就邀請留法并旅居法國的我國著名雕塑家張充仁進行設計雕刻,因此,他設計雕刻的這枚“大銅章”幾何是“麥特爾”的翻版。在設計理念上“紀念物”屬性的體現不言而喻;雕塑語言和藝術形式的把握上駕輕就熟,建筑的透視感、紡織原料——棉花的真實感,實足的西洋風格。規格、形態也符合“掌上”浮雕藝術傳統的設計樣式,就連國人神經敏感的在雕刻作品上署名落款這一細節也沒放過,“充仁”二字清晰可見。不過,只是在制造工序流轉的過程中,上幣人口口相傳地叫響了“大銅章”,而不是別的。1992年5月30日的《上海造幣報》“錢幣角”欄目中,也第一次正式出現了“大銅章”這個詞。1997年上幣廠編著并出版的《中國當代大銅章》一書,更是對外正式叫響了“大銅章”這個名稱。“大銅章”與“麥特爾”可謂同“源”不同名,于是我們說“大銅章”傳承“麥特爾”文化便有了實物依據。大銅章的文化溯源大銅章的文化溯源

    (香港東南紡織公司成立30周年大銅章,正面圖案為東南紡織公司大樓,背面圖案是企業徽標與棉花等,大銅章直徑60毫米,材質是黃銅,發行1979年。特邀著名雕塑家張充仁先生設計雕刻,上海造幣廠羅永輝先生協助配合雕刻企業徽標與棉花和王振峰先生協助配合雕刻東香港南紡織公司大樓。) 

        三是從我國出版的大銅章雙語書籍中英文譯名來看,“大銅章”與 “麥特爾”只是東西方不同的稱謂而已。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紀念幣》一書中,把“大銅章”的英文譯成為“medal”或“medallion”(意思一樣,規格大小不同而已)。它為“大銅章”與“麥特爾”進行中英文互譯開了先河。于是我們說“大銅章”對外交流就有了專門的英文譯名依據。

        綜上原因,是筆者一直將“麥特爾”直呼其為“大銅章”的理由。有人對于上述的分析有認同感,但說到大銅章是“舶來”的就有點傷感。其實,思維擴展一點,我們的國球——乒乓球,不也是“舶來”的,但體育人對其十分包容,一切只為與國際接軌,而且常勝不衰,值得國人敬佩和學習。

        國家藝術應多元,多元文化才精彩。三十年前,上幣廠“引進”了西方“麥特爾”這種文化和藝術形式,并制造出新中國第一枚大銅章;三十年后,上幣廠又為國家承接制作了新穎獨創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獎牌,這可能是一種巧合,但它卻見證了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對一種外來文化的吸納、包容和創新。后世博的上海要打造國際文化大都市,那就更應該給力。

        三十年,大銅章在中國的歷史是短暫的,大銅章作為一種文化,對其的認識是浮淺的。大銅章與其它文化一樣,需要有一個思想注入、物質積累和歷史沉淀的過程,需要有一個傳承、弘揚和發展的過程。只要國人不自悲、不自大、不坐井、不閉門,挖掘華夏文化寶藏,融入時代氣息靈魂,接軌國際傳承創新,鑄就大銅章文化新天地是可期待的。這也是筆者寫此拙文的本意。
    上海市收藏協會理事副秘書長:國內著名大銅章收藏家潘耀忠(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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